当一位政治老师决定“不务正业”

【来源：易教网 更新时间：2026-01-10】

一、课堂上的“副导演”

学期末整理办公桌，手指划过一份略显陈旧的教案，停在《理解权利义务》那一课。旁边，是我手绘的几张漫画草稿，一个圆圆的小人顶着大大的问号，另一个小人则举着法律条文样的牌子。墨水有些洇开了。这让我想起刚过去的这个学年。

我教初二，六个班的政治课。坦白说，最初接到任务时，心里是发虚的。政治，在许多孩子甚至一些同行眼里，约等于“划重点”与“背条文”。教材对我而言，也是陌生的。那种感觉，就像一个厨师突然被要求做一桌从未接触过的菜系，手里只有一本菜谱，却不知如何让它色香味俱全，更不知如何让食客真心喜欢。

于是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或许有点“不务正业”。我没有急着去啃透每一个知识点，而是跑去了美术老师的办公室，借了几本简笔画入门；又钻到信息技术组，软磨硬泡学了半天剪辑软件的基础操作。我的备课笔记，渐渐变得“古怪”起来。

左边是教学目标和重难点，右边却画满了火柴人小剧场，旁边标注着：此处可插入某某新闻片段（30秒），此处用漫画投影对比“权利”与“权力”的字形差异。

同事偶尔看见，会打趣：“你这哪是政治教案，简直是导演分镜脚本。”我只是笑笑。我清楚，我想做的，不是那个在讲台上照本宣科的“主演”，而是那个藏在幕后，为孩子们搭建舞台、提供道具、引导他们自己发现剧本精妙的“副导演”。每节课前，我都要反复调试设备，检查视频音频，确保那些“道具”能准时、无误地登场。

站在教室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把自己调整到最精神的状态——这不是表演，而是对即将开始的、我与孩子们共度的四十五分钟的一种仪式感。

二、知识，在生活的地图上复活

政治课本上的概念，白纸黑字，严谨却也抽象。“公民”、“义务”、“监督权”……它们如果只停留在书本，便是没有生命的词汇标本。

我的“不务正业”在课堂上继续蔓延。我很少直接说“今天我们来学习某某制度”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会从教室后排那个空了两天的座位说起。“小未同学请了病假，他享有宪法赋予的什么权利呢？是休息权，也是健康权。那么，他同时需要履行什么义务？对，及时向老师说明情况，病好后补上作业。

”一个简单的身边事，权利与义务成对出现的特点，便不再冰冷。

我们聊校园里新装的直饮水机，聊它背后可能涉及的公共资源管理与学生福利；我们分析一则“网红主播言行失范被处罚”的社会新闻，讨论网络自由与法律边界的模糊地带。我会把新闻视频剪短，会在幻灯片里插入那些或许画技拙劣但意图鲜明的漫画。

当抽象条文与现实生活的涟漪连接起来时，我能看见一些孩子的眼神，从涣散变得聚焦，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思索。

有一次讲到“消费者权益”，我播放了一段自己剪辑的短视频，混合了正能量维权成功案例和讽刺商家套路的搞笑短片。课后，一个平时很沉默的男孩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爸爸上次买电器好像就被忽悠了，我回去要翻翻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给他看。

”那一刻，我知道，知识在他那里，不再是需要背诵的课文，而是变成了可以保护家人的一把小伞。它复活了。

三、在“差生”与“优生”的标签之外

教育里最沉重的词，或许是“差生”；最需要警惕的词，或许是“优生”。这两个标签，像两座孤岛，隔开了许多真实而丰富的灵魂。

我的办公桌抽屉里，常备着一些独立包装的小糖果，不是奖品，只是“谈话邀请函”。课间，我会“不经意”地走到那个总低着头的男孩旁边，放下一颗糖，聊两句昨晚的篮球赛，或者问他最近那本漫画看到哪了。起初他只是“嗯”、“啊”，后来渐渐能说上几句。

我从不说“你要努力学习政治”，只说“我发现你画格子（笔记本上的线条）特别直，心思其实很细”，“上次你提到那个游戏里的公平机制，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分配正义有点神似”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我看见了“政治成绩不好”这个标签之外的他——一个喜欢篮球、漫画，对公平有直觉的少年。

对于那些总能迅速答对问题、测验名列前茅的孩子，我的“不务正业”则是另一种。我会在他们作业本上，除了勾叉，写一些看似无关的话：“这个原理理解得很透，可以试试用它分析一下我们班委会选举的流程吗？”“答案全对，但我在想，如果从另一个对立群体的视角看，结论会不会有变化？

”我想轻轻地摇动他们脚下那片过于稳固的“优秀”土壤，提醒他们，知识的高地之外，还有思维的广原和伦理的深海。

教育的爱心，很多时候不是波澜壮阔的奉献，恰恰是这些“不务正业”的瞬间：是记住一个孩子的爱好，是质疑一个标准答案的绝对性，是把一次倾谈从“教导”变为“分享”。我希望引导他们发展的，不是试卷上的分数维度，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，从德性、智识、情感、体魄到审美、实践的立体维度。

理想不是空洞的口号，它就藏在如何对待一次失败、如何理解一次不公、如何回应身边人需要的细微选择里。

四、承认“无力”，才是力量的开始

这一年的结尾，并非全是欣慰。总结里我写下了遗憾：教学时间紧，复习仓促；一部分学生接受起来明显吃力；而我因为自身学历进修，奔波于两地，对那些需要持续关注的“面积较广”的后进孩子，终究是力有不逮，最终的成绩并未达到我的预期。

写下这些时，我没有用“但是”去转折。承认力所不及，承认事与愿违，这份坦诚，或许是比任何漂亮的教学技巧都重要的东西。教育不是魔法，教师也不是超人。我们精心设计的课堂，可能依然有孩子走神；我们掏心掏肺的谈话，可能换来的只是短暂的改变。那种面对六个班、数百个迥异心灵时产生的渺小感与无力感，是如此真实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对“无力”的承认，让我从盲目的“尽力”走向清醒的“努力”。它让我明白，我的“不务正业”——研究教法、制作课件、个性化沟通——其意义不在于征服所有难题，而在于在面对必然存在的局限时，我能问心无愧地说，我尝试了专业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路径。

我无法点亮每一个角落，但我确保自己手中的火焰，曾温暖地、持续地照耀过我能到达的地方。

对教材的生疏，促使我更主动地搜集资料、跨学科学习；时间的短缺，逼着我去思考如何让课堂的每一分钟更有效；对差生辅导的不足，恰恰规划了未来工作中最清晰的重点。问题是层叠的，但解决问题的线索，就藏在问题本身之中。

五、耕耘一片“无用”之心

所以，回到最初。一个政治老师，花时间画画幼稚的漫画，剪辑网上的视频，课间闲聊不着边际的话题，关注成绩单数字之外的东西，甚至坦然写下自己的不足……这一切，在纯粹功利的视角下，或许都是“无用”的。

它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考高分，不能立刻兑换成任何可见的业绩。它的回报是延迟的，且形式莫测：可能是多年后一个已成为律师的学生发来的感谢短信，可能是某个孩子在人生路口因曾有过关于“权利”的启蒙而做出的正确选择，也可能仅仅是我自己深夜备课时，心头那份平静与充实。

教育关乎未来，但耕耘就在当下，在每一个看似“无用”的细节里。我依然会认真制定计划，研究理论，备好每一课。我也依然会继续我的“不务正业”，让政治课有生活的烟火，有思维的锋芒，更有对人的温度。

我相信，当我和孩子们都不再把政治课仅仅看作一门“科目”时，那些关于公平、正义、责任与理想的概念，才会真正落地生根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或许就是教师先有一颗敢于、也甘于“不务正业”的心——去热爱知识本身，更去热爱知识背后，那群鲜活的人。

这份事业，终究是关乎人的。而人，是无法被任何“正业”的框架所完全定义的。我们的耕耘，因此也无所谓“正业”与“副业”，只有是否贴近心灵的区别。我选择贴近，用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方式。